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楼里安放着一尊端木宏峪的塑像，每逢清明节时，刑警们都会向老处长敬献花篮。

　　端木宏峪，原名蔡承彦，192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46年5月在苏北参加革命，1947年7月加入中国。解放山东济南后，任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组长。在此后的40年里，他一直从事刑侦工作。

　　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接管上海市公安局，任刑事侦察处二科盗案股股长、治安处刑一队队长、副处长、刑事侦察处处长等职务，屡破大案要案奇案，是上海刑侦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

　　1995年9月3日零时20分，端木宏峪因病逝世，享年68岁。他的传奇故事，至今还在警营里传诵。

　　端木宏峪人高马大，像个山东大汉，其实是小桥流水的苏州人。他的原名叫蔡承彦，其父是个轿夫，每天披着月色从四五里外的城里拉车疲惫而归，母亲则每天踏着晨霜去城里卖菜补贴家用，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铜板供他求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不负父母厚望，品学兼优，但因家境贫困，他只读了四年私塾便辍学了。1942年初冬的一天，15岁的他来到姑苏城，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军人正坐在桌前招兵买马，听说免费吃饭和穿衣，还有军饷。他想到家里有七口人要吃饭，生活拮据，便点头应允。

　　从此，他头戴钢盔，身穿黑制服，挎着长枪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巡逻，但是他并没有被旧军队中的落后思想和旧习气所同化。他和队里有个叫焦雄冠的兄弟特别投缘，无话不说。

　　焦雄冠见他思想进步，就坦率地对他说：“新四军才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部队。”还把他介绍给了地下党员孙区长。在他俩的熏陶和感召下，小端木朦胧地意识到了许多全新的道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小端木所在的部队被收编，他被重新分配到南京挹江门仓库看守日本人留下的战略物质。

　　1946年5月的一天，他向焦雄冠提出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又去找孙区长，得到他的首肯。于是，三人商量盗用仓库里的军用物质换取路费，未料他们的行动刚开始就被仓库值班的哨兵发现，无奈，他们连夜匆忙逃离南京。一路上为掩人耳目以免使家人受到牵连，三人分别取了化名，蔡承彦化名为“端木宏峪”。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淮阴华东联络处，从此，端木宏峪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并于第二年7月加入中国。他随军北上，铁流滚滚，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济南府，枪林弹雨，大难不死。

　　进了济南府，城里一片狼藉，散兵游勇躲藏起来大搞破坏，为了迅速稳定城市秩序，济南市成立了第一支公安队伍。端木宏峪粗通文墨，被抽调至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终于圆了侦探梦。

　　这个梦源自端木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有时班里缺少东西，富家子弟总怀疑是他这个穷孩子偷的，他感到人生最苦痛的就是冤屈，故此萌生了当侦探的梦想。

　　端木人高马大，身手敏捷，脑子活络，被任命为济南市公安局三科刑警队侦查组长。他抓敌特、破凶案大显身手，还参与了抓捕“燕子李三”的行动。

　　1949年5月25日清晨，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李士英、扬帆接到接管上海市警察局的命令后，率领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枪炮声乘上闷罐子火车奔赴上海。

　　黄昏时分，火车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进上海真如车站，端木随着人流上了绿色的大卡车，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华山路交通大学驶去。

　　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22岁的端木宏峪被任命为刑侦处二科盗案股副股长，从此开始了艰难而又传奇的侦探生涯。

　　败逃台湾时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他们有的身藏武器走街串巷，抢掠钱财；有的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有的冒名接管，强占民房；有的甚至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在城里“打游击”。广大市民怨声载道，草木皆兵。剿匪成为公安局成立后的当务之急。

　　6月5日是个大热天，侦查员小马向端木股长汇报，有一帮隐居在吉安路寺庙内的盗匪，正在勾结散兵游勇密谋策划一起大规模的抢劫行动。

　　端木感到死打硬拼风险太大，决定采取智取为上之计，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摸清敌情后再一网打尽。派谁打入匪巢颇费踌躇，这些南下人员都说一口山东土话，语言不通。刑侦处虽有留用的侦探，但他们政治上不可靠。端木心里排了一下，决定自己去。

　　他向刑侦处长马乃松请战，马处长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后同意了他的计划。端木换上美国工装，腰里藏好勃朗宁手枪，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出发了。

　　他出入法藏寺，与三教九流厮混，几天后，便有一个驻守昆山溃逃而来的国军仇连长上来套近乎，两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仇连长见端木气宇轩昂，身材魁梧，颇为赏识，听他介绍了自己的“光荣历史”，也曾是国军，枪法了得，更是好生敬佩。于是仇连长约他一起参加抢劫，把地点和时间，以及外逃计划和盘托出。

　　端木获悉抢劫计划后，兴奋不已，准备立即回去报告，但仇连长如漆似胶，形影不离，无法脱身。就在愁眉不展之际，队长已派人前来主动接应，端木喜不自禁，迅速将这伙人的计划传递出去。

　　按计划6月18日凌晨3点半开始行动，深夜12点，匪首点名端木去看守大门。端木心中暗喜，这正好可与前来剿灭的战友里应外合。

　　残月高悬，寺庙宁静，正当匪徒们闭目养神之时，夜幕里一群神兵从天而降，端木带领战友熟门熟路踹开房门，他手握勃朗宁手枪指着匪首厉声喝道：“不许动，统统把手举起来！”

　　随之一阵“缴枪不杀！”的高喊声，睡梦中惊醒的匪徒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仇连长见是大个子，纳闷地大喊：“大个子，都是兄弟，千万别误会。”

　　端木朗声告知：“谁和你是兄弟，我们是军管会人民警察！”端木扭头说话之际，一边的匪首举枪朝他射击，端木眼疾手快飞起一脚，“嗖”地一声脆响，子弹打在身后玻璃上！与此同时，身边战友开枪击伤顽抗匪首，其他匪徒见势不妙，纷纷缴械投降，首战告捷。

　　大上海解放正逢春暖花开季节，治安形势犹如寒冬，异常严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兴风作浪。端木身先士卒，带领八十多名侦查员转战南北，昼夜出击，生擒一批批盗匪顽凶，打掉一股股散兵游勇，猖獗一时的盗匪活动终于被强力遏制。

　　8月盛夏的一天，社会秩序渐趋平静，康平路1号洋房里却发生一起凶杀案，被害人李某是一名商人，躺在卧室床上，嘴里塞满纱布。经现场勘查，死者嘴里那团纱布里含有大量“可罗方”，家里的金银首饰被洗劫一空。

　　端木坐着三轮摩托车来到洋房林里的康平路，这里过去属于法租界，大多住着上流社会贵族。端木从李太太处获悉被害人为人老实，没有冤家，有个表弟叫方金林，无业，经常上门，关系密切。端木根据破案经验，怀疑方金林虽不是凶手，但可能串通他人作案，遂决定跟踪其行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卢湾地区又发生一起上门抢劫案，盗匪亦采用“可罗方”麻醉被害人，手法雷同，端木决定串并侦查。端木带领侦查员对周少校住所国泰公寓秘密搜查，虽未找到赃物，但发现一张本人照片，经两案被害人辨认，均指认就是此人。

　　部下纷纷请战立即抓人，可是端木认为时机未到，因为在济南时，他曾经历过证据不足的教训，万一此人抵赖，案件会陷入僵局，端木决定继续跟踪。

　　在后续的跟踪中，发现了周少校和张上尉多次出入南京路“邵万生南货店”，掌握其接头地点后，端木将这两人抓捕归案，果然不出所料，两人均矢口否认。

　　端木左思右想后，决定另辟蹊径，他身着便衣亲自上门拜访“邵万生南货店”周少校表弟。进得门来，端木虚晃一枪，悄声道：“周少校让我来取东西。”小伙计上下打量来者，人高马大，五官周正，没有生疑，但他曾听表哥反复关照，这是一包重要东西，只有他亲自前来才能取出。

　　小伙计颇为犹豫，端木看出了他的踌躇心理，打消其顾虑说：“周少校在家接待客人，一时走不开，他让我取出东西马上送到国泰公寓去，你不信的话，可与我一起去他家，把东西当面交给他。”小伙计一听国泰公寓正是表哥住处，信以为真，遂从房内取出一包东西交于端木。

　　端木赶紧打开一看，里面有金银首饰、军管会臂章和“可罗方”以及手枪等物，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铁证如山，两名案犯目瞪口呆，只能如实招来。

　　端木股长破案屡建奇功，遂被擢升为法警科副科长，带着80多员干将，南征北战，屡破大案，为恢复大上海的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春节前夕的一天中午，税务员朱某回家吃午饭，途经曹家渡三官堂桥农贸市场。春节临近，集市人声鼎沸，更为热闹。朱某见桥上有个半人高的竹篓，以为又是偷税商贩，便上前询问青年男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小青年语无伦次：“是，是咸肉。”朱某怀疑是逃税，追问他有没有税单？小青年结结巴巴说，有，马上回去取。

　　朱某等了半小时却不见来人，以为是小偷，赶紧来到附近的曹家渡派出所报告。民警赶来掀开竹筐一看，里面竟然是具尸体。很快，端木率领法医和侦查员赶到现场。死者脸色黝黑，新剃头发，身着黑色列宁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刑警有个习惯，每有凶案发生，昼夜连轴转。晚上讨论案情时，针对死者裤袋里的一副破旧扑克牌和裤腿里的几粒草籽，大家各述己见。端木听完大家的讨论后总结道：从草籽判断，可能死者被害于郊区农田，先摸清死者身份，从竹篓入手，以物找人。扑克牌也要继续调查。

　　翌日上午，侦查员来到水产公司调查，根据提供的情况，侦查员赶到十六铺水产批发部，几位店员一看竹篓便认定这来自浙江温州，是装虾皮用的，共16篓。侦查员追踪了一天，只有一个竹篓没有找到，端木立即成立五个小组，分头调查寻找这个竹篓的主人。

　　此外，端木根据死者口袋里52张扑克牌反复琢磨，这52张牌上有3个明显特征，其一是三分之二的牌上画着杂乱的红色和蓝色圆珠笔痕，其二4张牌上写有阿拉伯数字，其三有2张牌上有两个小孔。端木派侦查员顾乃万拿着扑克牌来到曹家渡附近挨门挨户询问，穿街走巷敲了数百户人家，询问了上千人，却未发现线索。

　　春节里传来爆竹声声，喜气洋洋，侦查员却没有休息继续侦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三那天，顾乃万在曹家渡附近走访时，一位小青年看了眼扑克牌后脱口而出：“这是街头变戏法时做的记号。”并告诉扑克牌上阿拉伯数字与变戏法的关系，他听罢，茅塞顿开，立即飞奔回去汇报。

　　端木听完眼睛一亮，顿感有戏！他立刻带着小顾来到上海街头艺人协会请教，并请协会召集用扑克牌变戏法的艺人前来开会。端木请艺人辨认扑克牌和死者照片，并表示找到死者给予奖励。

　　会后一直悄然无声，直到十多天后，两位艺人来到普陀公安分局点名找端木科长，其中一人说：“那天参加了大会，今天给浙江回来的同行看了死者照片，他说认识死者，是浙江余姚人，是个兜售圆珠笔的小贩，于是马上前来报告。”

　　死者姓陈，身份明确后，端木昼夜兼程赶到死者家里，其母亲告知，儿子春节前随一个叫黄顺潮的人去了上海。这个黄顺潮因盗窃已经被当地公安关押，通过审讯，凶案顺利侦破。

　　在没有探头的年代，破案主要以走访目击者为主，这对破案至关重要，但也有一些是似而非的道听途说会影响破案。因此，端木特别重视现场，每次勘察现场时他都特别专注。他认为，侦破方向由现场决定。

　　1961年寒冬的一个清晨，上海农药机械厂保险箱里的7万元现金被盗了。那时每人的工资才几十元，七万元可谓是天文数字。

　　端木仔细勘查现场，发现门窗没有撬窃的痕迹，窃贼是通过屋顶北面尖角悬绳而下，室内三个保险箱，窃贼直奔第二个放钱款的箱子而去。

　　“窃贼是个熟悉情况的人，其窝点就在附近。”端木看完现场跟大家说。新来的队长打断他的话：“你的思路太保守了，如此熟门熟路，毫无疑问肯定是内贼。”

　　虽然新来的队长业务不熟，但他是正职，端木本想与他探讨，但见队长如此自信，给他面子，沉默以对。

　　案发前的一天是星期日，团委书记值班，偌大的厂区只有他和门卫两人，据团委书记反映门卫那天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似乎一夜未睡，清晨见他打扫厂区，行动反常。

　　尤其令人生疑的是此人多次收到妻子来信，反映家乡闹灾荒，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与村民们一起吃树皮充饥，希望丈夫速寄些钱和粮票救急。门卫向厂里告急申请补助，但厂里没有批准，还提醒他讲话注意影响，不要诬蔑人民公社。于是，他苦闷地与老乡诉苦，并流露过准备盗点东西卖掉，以便挽救家人。

　　很快，门卫被带到保卫科，端木用犀利的眼光审视了一下对象，没有说话，而是让他坐到桌前，笑着说：“我们掰一下手腕吧。”门卫纳闷，没敢用力。端木严肃地说：“使劲！”门卫无奈，颤抖地与之较劲，好长时间才被端木扳倒，端木又让其伸出左手比试，结果一使劲他就输了。端木停止了审讯，站起来就走人。

　　端木找到队长，自信地说：“不是他，抓错了，我的意见是马上放人，否则，会被动的。”队长本以为他办案老到，很快能拿下对手，没想到端木却要放人。

　　队长转喜为怒：“你想干什么？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端木平静地说：“他是一个贫农出身的门卫，不是阶级敌人。”队长厉声责问：“他偷了巨款，性质完全变了！”端木摊开右手，问队长：“你有什么证据？”

　　端木想解释自己的推理判断，嫌疑人左手异常有力，可能是个左撇子，而放在会计室保险箱南面墙角，装有铰链的一边恰巧紧贴墙壁。根据痕迹鉴定，保险箱上的门是被盗贼用手摇钻打穿铰链蕊插，失去支撑后撬开的。

　　端木反复模拟，试验了现场作案条件和撬门角度，得出了盗贼左手特征的科学结论，于是通过与门卫掰手腕，端木否定了他。然而，队长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愿听他解释。

　　面对顶头上司的横蛮训斥，端木没有退让，他坚守了一个侦查员的良心和底线。不惟上，不唯书，只唯实。唯实讲起来容易，但在当时的氛围下，是要付出代价的。

　　门卫被收容审查期间，一个顽童玩耍时在厂区附近捡到了一只军用书包，内有3万元人民币，侦查员让他们指认时，不偏不倚正好在门卫宿舍后门的一堆木材夹缝里。有了铁的证据，门卫在侦查员的逼供下，“承认了”偷窃巨款。

　　在这一事实面前，端木犯的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没有好好调查就要放跑阶级敌人的“大问题”，于是被停职检查。

　　那个年代，中国尚没有出台《刑法》，提请门卫执行死刑的报告呈到了市委书记的案头，市委书记认真翻阅了案卷，慎重地在批复栏里写下人命关天的八个字：不杀为好，改判无期。

　　第二年春天，与端木一起参与破案的徒弟在厂区附近的一个破屋里挖出了真正的盗贼，终于还门卫于清白，也印证了端木的判断，罪犯是个左撇子。

　　1966年初夏，一场揪斗反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上海大批官员和有问题者惨遭挨斗。端木曾当过汪伪政府宪兵，更是难逃厄运。他被关进牛棚接受严厉审查。

　　当年15岁的懵懂少年，为了糊口稀里糊涂地在家乡当了伪宪兵，后在地下党员的感召下弃暗投明，投奔，并成为党员。这段历史两位经历者已经证明，完全可以理解，但那时在极左思潮的氛围下，有理说不清，端木只能采取沉默和配合的办法，一遍遍地接受审查，一次次地写检查，两年里他写的自我检查像一厚摞的卷宗。

　　1971年盛夏，端木被“批倒斗臭”后，被迫离开自己深爱并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刑侦事业，脱下心爱的警服。这位在危难面前从来没有胆怯的硬汉，那天晚上躺在床上黯然流泪。

　　厂人事科长见端木人高马大，便安排他到锅炉房烧大炉。于是，端木每天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手拿铁锹，不时向炉内填煤。冬天尚可，到了夏天，大汗淋漓，工作服上汗花叠开。

　　公司保卫科科长听说端木当过刑侦队长，他正为下属一家工厂盗窃案难破犯愁，便一个电话将端木临时借调过去协助破案。简单小案，小菜一碟，没几天就破了。从此，端木长期借调保卫科协助破案，干上老本行，他如鱼得水，又显出英雄本色。

　　1974年深秋，端木正在江阴协助静安分局侦办一起职工投机倒把案，没想到静安分局派车追到江阴，请他马上回上海。原来是几天前端木因胃痛拍片子，被医生诊断为胃癌。

　　端木被推进手术室前，他突然感到生命的珍贵和对妻儿的内疚，不善言辞的他神色凝重，对妻子悲情地说：“我过去整天忙于工作，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对不起你们……”妻子听罢泪水夺眶而出，她紧握着端木的手默默地为他祈祷。

　　妻子焦急地等在手术室外，手术从上午做到下午还没结束，直到晚上八点多，胃里有个很大的肿瘤才被顺利切除，但胃亦被切除三分之二。老天保佑，活检后肿瘤属于良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76年金秋，动乱终于结束，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国人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全国上下开始纠正冤假错案，端木的历史问题终于予以澄清。

　　翌年秋天，他回归到了阔别多年的公安队伍，还是从事心爱的刑事侦查专业。掐指算来，他40岁离开刑侦岗位，50岁重操旧业，整整十年。

　　端木没有时间去叹息计较，也没有因为冤案而失望沉沦，更没有因为年过半百而意志消退。他像年轻人那样充满激情地重新走上心爱的岗位，又玩命地投入那些扑朔迷离地疑案之中。

　　刑侦处郭处长见端木离开公安整整十年，担心他业务生疏，大约有一年时间没有分配给他办案任务。他每天枯坐办公室看材料，实在是憋得难受，性子变得很急，一听说发生大案子，心里就痒痒，就会身不由己地赶到现场去看看。

　　有一天，端木从复查材料上发现一件似是而非的疑难案件，他反复审阅了卷宗，疑窦丛生。这是1976年秋，发生在上海郊县的一起杀人案，嫌疑人陈某是某部队军官，被害人是她的未婚妻，姓胡。

　　法医认定为他杀，验尸时发现死者颈部有出血现象，并有索沟痕迹，证明其生前曾遭扼颈或勒颈，认定胡某系被勒死后被丢进河中。办案人根据证人和陈某手上的受伤痕迹，认定陈某就是凶手，但陈某始终不承认，一直喊冤叫屈。

　　经过反复琢磨，端木在纸上写下了几点疑问：一是死者颈部虽有绳索和勒痕，但痕迹两端并未相交；二是被害人是死亡前还是死亡后被扔进河里的？三是证人在夜色里能否看清嫌疑人的面孔？四是嫌疑人杀人动机何在？

　　端木来到县局召集了办案人员，法医首先确定被害人是被勒死的，然后被扔进河里。端木提出疑问：一是死者颈部勒痕没有相交，不符合他杀的客观事实；二是既然是死亡后被扔进河里，为何死者肺里有大量水藻？法医对此无法解释。

　　端木决定亲自复查案情，让事实说话。端木找到了目击证人放牛的老头，先与其寒暄后，笑着问了他几个问题，放牛老头爽快的答道：“我是看着陈某长大的；那天看到他穿着白衬衣；大概是晚上9点多看到他的；当时我离他大概三五十米吧。”

　　端木听完，递给老头一支香烟，继续问：“那天天气好不好，有月色吗？”老头吐着烟雾说：“天气很好，有月色。”端木追问：“你听到呼救声，有没有到过海边的现场？”老头摇头：“没有，是第二天才听说大清河里死人的。”

　　月色晴朗，海面平静。几天后，端木又来到海边放牛老头家里，请他带路到去看嫌疑人陈某那天路过的地方。端木请侦查员扮演嫌疑人在30米开外走动，请放牛老头辨认。老头揉了几下眼睛反复凝望后，摇头说：“看不清。”端木又问他：“此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老头还是摇头说：“看不清。”这就清楚了，试验说明月色下如此远距离连衣服的颜色都看不清，更何况是人脸。

　　端木又来到被害人家里，找到其父谈话，发现嫌疑人陈某不但是老农的准女婿，也是他的亲外甥。老农想不出外甥为何要杀女儿。不过，老农却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女儿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女儿幼时也有类似症状。

　　事发当天下午，女儿开插秧机有点魂不守舍，老农还反映了女儿临死的当晚，在其床头的蚊帐顶部发现半截麻绳，打了结扯断了，以及房里的电灯被取下放在桌上等线索，这些都是自杀的迹象。

　　端木根据一系列试验和仔细推敲，得出了结论：死者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在案发前几日突然发作，表现为行为异常和思维混乱。案发前当晚，死者神志失常，先是试图触电自杀未遂，后欲上吊自尽却发生绳索断裂，随后神志不清离家出走，至河边选择投河自尽。以上事实均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最终推翻了陈某杀人的结论，还陈某清白。

　　端木队长除了破案能力极强，他为人厚道，与人为善，做事公平的人格魅力，更让同事们钦佩。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刑侦处一队队长，1980年春，他被提拔为刑侦处副处长。1984年，端木已步入57岁高龄，在举国上下呼吁干部年轻化的时刻，他却走马上任刑侦处处长，令人诧然，更让人感到众望所归。

　　他像年轻人一般夜以继日地沉溺在大案的侦破中，先后指挥侦破了一系列震惊上海的大案。譬如，1979年9月，防空洞里纺织女工失踪案；1981年5月，农业银行松江支行储蓄所金库被盗案；1983年秋，美丽牌香烟女模特蒋梅英被害案等轰动一时的大案。

　　1987年12月的一天，端木将侦破美领馆盗窃案的消息告诉美国驻沪总领事，并送上追回的赃物时，总领事翘起拇指称赞他是“东方福尔摩斯”。

　　端木上任处长后，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建立情报中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凡是关押处理过的对象都建立一份档案，并留下指纹。第二把火是建立一支特殊情报人员队伍，深入虎穴，其作用高效独特，不可替代。第三把火是建立一支专家智囊团，请各分县局退下来的刑侦队长和老刑警出谋划策，分析研判案情，提供智力支持。这三项举措对日后刑侦工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每次侦破大案端木都吃住的办公室，呕心沥血，玩命破案。他多次累倒在办公室，最严重的一次是指挥侦破于某某持枪抢劫银行大案。

　　1987年1月13日晚，黄浦江上一艘茂兴号客轮上的乘警办公室武器库被撬，被盗两支五四式手枪、一支式手枪和子弹200余发。

　　端木处长接到电话后，敏感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盗枪案，更大的凶案还在后头。果然三天后下午3点，虹口区西体育会路工商银行储蓄所传出了一声枪响，一名女员工倒在了血泊中，持枪抢劫案惊动上海滩。

　　案件很快惊动了公安部，部长关切地问端木是否需要帮助，他委婉地说：“暂时不要，请部长放心，上海有这个能力。”并立下军令状十天破案。

　　17日晚，有一辆自行车停在储蓄所后门淋在雨中却没人来取，立刻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他们很快追查到车主是个老年男子，上门追问，他说借给一个绰号叫“尚光”的青年人了。

　　翌晨的黄浦江面，细雨菲菲，雾气茫茫。端木坐在茂兴轮上，与海运公安局局长等一行讨论案情。有位乘警说“尚光”叫于某某，原来是船上的乘警，因为生活不检点调至公交一场，此人有过前科。端木即刻让部下比对自行车把手上的指纹，结果与其前科档案指纹吻合。

　　调查发现，于某可能逃往宁波投奔亲戚，端木立即命令大案队队长谷在坤亲自带队前往宁波追踪，反复嘱咐务必生擒，避免伤亡。

　　从13日发案至17日发现嫌疑人，端木整整五天没合眼，他不是铁人，亦非神仙，缘何有如此神功？据说，他熬夜秘诀靠三宝：香烟、茶叶和方便面。这六天时间里，他喝了一斤茶叶，抽了三条香烟，吃了十多盒方便面。

　　过量的尼古丁和浓重的茶碱，将本已衰弱的躯体压垮了。当他从公安电台里听到于某落网的捷报后，他握拳猛地向上一擎，突然瘫软在沙发上，昏了过去。

　　大家本想把他抬到床上好好睡一觉，谁知他的皮鞋却怎么也脱不下来，这才发现那双大脚肿得像面包似的，于是赶紧送往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当场开出住院单组织抢救。

　　1989年10月的一天，端木特意穿着崭新的警服走进局长会议室。平时，他来这里都是身着便衣汇报破案进展的，今天之所以身着崭新警服而来，是因为局长要为他颁发离休证书。

　　此时此刻，老端木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告别六加一、白加黑的无规律日子；忧的是40年紧张的刑侦生涯戛然而止，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停了下来，心里难以适应。

　　老端木从局长手里接过离休证书的一瞬，眼睛发涩。这位出生入死生擒顽凶恶匪，冥思苦想智破大案，见过无数惊险场面的铁血硬汉，有点反常，有点失态，还有点茫然。

　　领导说了许多赞扬他的话，端木似乎都没有听进去。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大楼，望着车窗外两排遮天蔽日的悬铃木，禁不住感叹人生如梦。

　　他回到办公室，览镜细看感到这身警服果然精神，但他突然发现自己老了，华发参半，脸色灰暗，布满老年斑，憔悴不堪，禁不住感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四十年的刑侦生涯固然辉煌，但却换来了一身病体残躯。他的五脏六腑都有恙。脑血管痉挛、胃被切除了五分之三、肺上大块钙化点、低血糖……这个身躯高大的花甲老人，就像一台长期超负荷的机器，随时都会停机报废的危险。

　　终于退休了，本以为可以好好保养一下身体，可是老端木总觉得浑身都痛，难受无比。1989年的一天，局领导打电话请他出山，指导一起重案的侦破工作，他瞬间病愈，浑身都不难受了，立刻披挂上阵。

　　那是1988年冬至1989年春，国内的万里铁道线上出现了一批劫匪，他们蹿至各地列车上，手持匕首穷凶极恶地抢劫，捅伤刺死抵抗者，甚至面对拿枪的乘警也玩命对抗。这帮凶残的团伙主要由东北籍人员组成，被誉为“东北虎”。

　　总理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先后批示，严厉打击这伙破坏分子。公安部要求上海组织力量彻底摧毁这个犯罪团伙，上海迅速组成专案组，局长点将请老端木出山负责指挥围剿“东北虎”的战役。

　　在各地公安部门和铁路公安的密切配合下，老端木犹如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坚守在指挥部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其麾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城市，行程十多万公里，一批批“东北虎”团伙成员纷纷被擒，落网进笼。

　　十个月里，专案组先后摧毁14个团伙，端掉16处窝点，擒获62人，共查获各类刑事案件48起，战绩辉煌。

　　公安部特授予“5.10”专案组集体一等功，专案组总指挥端木宏峪被公安部授予个人一等功。在音乐声中，老端木步履蹒跚地走上主席台，从市委领导手中接过大红证书和奖章，他举起右手向领导敬了最后一个礼。

　　1995年9月3日零时20分，享誉全国的一代名探端木宏峪因积劳成疾，身患肺癌，不幸病逝，享年68岁。端木是刑警803的灵魂。他给当下刑警留下了无穷的智慧和坚韧的精神。

　　1998年，上海刑侦总队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人间女儿”的来信，她建议为一代名探端木宏峪塑造一尊塑像，供后人瞻仰，并捐款300元。刑侦总队长张声华采纳了她的建议，并邀请著名雕塑家吴慧明创作了这尊塑像。